客家新聞雜誌HAKKAWEEKLY

苗栗縣竹南大埔農民，因農地被縣政府強制徵收，群起抗爭，成為全國矚目的焦點，經過多日來的協調，雙方各退一步，總算以原屋保留，農地集中以地易地的方式，解決爭端。為了開發、公共建設徵收民地，在台灣司空見慣，但其實各國對於公共建設的土地取得，未必都使用強制徵收的方式，像德國即便法律授與政府部門土地徵收的權力，公部門卻不輕易動用，反而是以市價購買、租賃或是透過土地重劃以地易地的方式，來取得用地，一起從德國的處理模式，反思國內的土地徵收機制。

近來由於苗栗縣政府強勢的，以怪手鏟平竹南大埔待收割的稻作，引起社會各界的撻伐，７月中，更有上千位來自台灣各地的農民齊聚台北，夜宿總統府前，怒吼爭取權益。



大埔事件所引起的軒然大波，從地方延燒到中央部會，行政院長吳敦義數度出面調解，而地方政府自認依法行政，仍因手段不合情理，向社會大眾致歉。


[苗栗縣長
劉政鴻]
因為監督不周，所以在這個地方，也對我們神農大帝以及全國農民，感到致歉。


[行政院長
吳敦義]
計畫透過都市計畫個案變更的程序，在該區區段徵收範圍內，檢討保留一塊適當的區位，還有適當的面積，這些土地劃設為農業區，以供該特定區內，有意願的農民，來繼續做農業耕作的使用。

在中央的指示下，大埔事件總算出現轉圜，除了不願意被徵收的農民，得以原屋原地保留，更在竹南科學園區內，劃出一塊５公頃的農地，以地易地，供農民繼續耕作。

[內政部營建署都市計畫組
組長 陳興隆]
建物保留，農地集中的原則，我們經過5個小時的協商，地主都已經滿意協商的決議。

[政治大學地政系
系主任 徐世榮]
其實大埔那個案子，其實走到最後，他走的方法是用土地重劃的方法，所以我們常在講，我們有沒有可能，以後政府，如果要進行一個都市的開發，有沒有辦法，用土地重劃的方式，而不是用區段徵收的方式，因為區段徵收的方式太過於強烈了。



以地易地的方式解決土地爭議，在台灣是首例，但在國外卻是常態，像德國巴伐利亞邦慕尼黑市郊的９９號公路，邦政府便以土地重劃的方式，交換土地給不願意賣地的農民。

[巴伐利亞邦糧農林部
參事Josef Attenberger]
先買其他土地，然後用他來交換那些工程所需的土地，另外在Unterschleissheim這個地方，當初就是在這裡買下一塊地，然後在這塊地上挖掘，建築高速公路所需的砂石，最後這塊窪地就做為游泳池，做為民眾休閒的地方來使用。

而德國各級政府，為了未來其他公共建設可能的土地需求，在預算允許下，更會適當的購置土地備用。

[Haimhausen市長
Peter Felbermeier]
我們都會注意，哪邊需要賣地，買地不只是為了要做生態補償用的生態調節，其他像是要做公用設施，或是土地重劃的交換土地用途。

會用以地易地的機制，來保障農民的權益，這都緣於，德國憲法保障人民的財產權，因此在德國，即便有法律賦予政府土地徵收的權利，也不輕易使用。

[巴伐利亞邦糧農林部
高速公路計畫主持人Heinrich Schneider]
在德國憲法１４條，有強烈的保障私人財產權，國家不能侵犯個人財產權，但也有法律規定，一旦公益大於私利時，可以以公益為由，進行土地徵收，但是基於憲法的保障，所以公務機關把土地徵收當做最後的方式，只有透過自由收購土地，和土地重劃方式，沒辦法完成時，不得已才採用這種措施。

而土地徵收權也不像台灣，僅用土地徵收條例單一法規來規範，德國的每項公共建設都需要獨立的法條，賦予土地徵收權，政府部門才可動用。

[慕尼黑工業大學
教授 Holger Magel]
假設要興建一座機場，且沒辦法從自由市場上取得土地，並且透過土地重劃的換地方式也失敗了，那這樣我們才可以說，興建機場是項公益，為了實踐此項公益，必須執行土地徵收，但為此我們需要機場法，來允許土地徵收的執行，就像為了建高速公路，而允許執行土地徵收，也是在高速公路法中，已規定好的。

而公共建設是否符合「公共利益」，也非開發部門說了算，在德國，各個計畫都要由獨立委員會進行審核，謹慎的確定是否該有「土地徵收權」。

[Haimhausen市長
Peter Felbermeier]
任何一個要做土地變更，或土地使用計畫，計畫申請變更審查過程中，資料都會被附上，在這個委員會當中，是否要運用到土地徵收這件事情，都會在這個計畫審核中，被討論和被確定，被認為有問題的時候，就會打行政訴訟，再去被挑戰。

[政治大學地政系
系主任 徐世榮]
公共利益其實是個非常抽象的法律詞彙，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名詞，所以如何體現公共利益，一定要透過非常嚴謹的行政的程序，所以徵收當中，如何來共同界定，共同型塑，什麼叫做公共利益，是非常重要的課題。

而台灣的土地徵收，雖然也有類似的委員會，但委員往往超過半數是政府部門代表，因此有學者便建議，未來應參考國外制度，強化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的獨立審查功能。

[政治大學地政系
系主任 徐世榮]
應該重新考量，有沒有一個獨立出來，是行政官員沒有介入的，另外一個委員會體制，讓這委員會，能夠真的獨立行使他們的職權，由他們來衡量所謂的公共利益。

有了獨立於行政機關的委員會審核外，學者更認為，應該讓民眾擁有第三管道，可以伸張自己的權利，以制衡行政權，才不會像日前的大埔事件，或是其他的土地徵收案，被徵收土地的民眾，僅能以街頭抗議的方式來表達意見。

[政治大學地政系
系主任 徐世榮]
如果民眾對這樣的(土地徵收審議)機制，所做出來的決議，仍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見的話，我們仍然要保留，讓他們異議有得抒發的地方，所以法院的角色其實也要進來。

[巴伐利亞邦糧農林部
高速公路計畫主持人Heinrich Schneider]
當你的土地要被徵收的時候，做為公民你有權利，你可以去法院提告，或是要求檢驗說，它的徵收合法性在哪裡，最後法院做裁判可不可以徵收。

由法院做最後的仲裁，在其他民主國家，其實早已行之有年，德國就有一個重要的判例，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德國知名車廠設廠，增加就業機會，便通過以「公益」為名的土地徵收，協助廠商取得用地，但最終卻被法院推翻，認為此舉違法。

[慕尼黑工業大學
教授 Holger Magel]
於是農民便去法院提告，最終告到了聯邦憲法法院，法院最終宣告，為了賓士去興建測試車軌，並不是公益，至少這不能從建築法中推演出來，而是需要一個自己的法令，才能讓執行土地徵收合法化，這樣的方式在台灣是否也能適用，首先必須去檢驗，在台灣相關的法律規定，但至少透過土地徵收去滿足工商業的用地需求，在德國是無法想像的。

也由於民眾有權到法院提告，而法院尚未完成判決時，牽涉到的公共建設，都不能繼續進行，因而造成工程延宕，為了減少阻力，並說服農民願意進行土地交換，交換的土地價值便非常重要。

[巴伐利亞邦糧農林部
參事Josef Attenberger]
為使財產權獲得保障，因此就有這樣的前提，每個人都必須得到，和之前相同價值的土地，改變的只是從很多塊小地，變成一塊大地，但土地的價值是一樣的，獲得相同價值的土地，是這些人的權益。

而在德國，該換哪塊土地，是站在農民生產的角度來思考，農地離住屋的距離、農產品運銷距離，甚至是土地的肥沃度、農作物的產值等生產條件，都不能差距過大。

[巴伐利亞邦糧農林部
高速公路計畫主持人Heinrich Schneider]
相同土地價值，在這種農地重劃上面的意義是指，兩塊土地種植的農作物的產值要一樣，而不能說，新的土地和舊的土地，無法種植相同的作物，而且即便舊的土地比較小，但肥沃度比較高，未來交換給他的土地，如果相對比較貧瘠，面積就要比較大，讓最終的農產量或產值是接近的。

除了可以量化的價值外，對於看不見的情感面，在德國也被謹慎的對待，任何土地重劃，都會盡量讓地主擁有充分的時間去認真思考，因此每個計畫少則５年，歷時１０年的更不在少數。

[Kirchdorf鎮長
Konrad Springer]
一塊土地的擁有者，可能農民的父親祖父、曾祖父，都在這塊土地耕作過，所以有非常深的感情，突然這個，曾經是家族擁有好幾世紀的土地，變成不是他的，或變成是別人的，在情感上可能無法接受，這種情緒往往需要很多年去平復，或讓他去思考，對另一塊土地重建新的關係，所以土地重劃的過程，應該有更長的時間討論會比較好。



相較於德國的謹慎，台灣的土地價值似乎除了價格外，便無其他統計調查，像這次台灣首例的大埔農地交換，就採用離主要幹道的距離來做為土地交換的依據。

[內政部營建署都市計畫組
組長 陳興隆]
按照比例去分配，比如說３０米(道路)的，我有一甲地，我３０米(道路)的可能分六分地，在乙地(１５米道路)的，可能分四分地，就按照比例配比下來，所以大家都有３０米(道路)的，３０米(道路)的大家都要搭配乙地。

而台灣其他大部分的土地徵收案，土地價格往往變成反徵收的導火線，像是已經爭論數年的, 台鐵桃園中壢段鐵路高架化計畫，由於桃園縣政府計畫擴大徵收範圍，預計將拆遷三千多戶住家，但徵收價卻只有市價的四分之一，引起民眾的反彈。

[桃園鐵路高架化
被徵收戶 曾義村]
他說要是用公告現值要徵收我的，公告現值的價格，才一般市價的差不多四分之一而已，就只有這樣，這樣我以後哪有辦法買一間房子。

[桃園鐵路高架化
被徵收戶 黃兆鑫]
照公務人員的立場來講，公告加四成它不會犯法，再多不可能的事情，像這３００多萬買的房子，１６０萬賣掉，我們要搬去哪邊住，你說要再蓋房子給我們住，你們照市價(賣)，我們的卻照公告價，有合理嗎。

目前台灣土地徵收價格，是依據每年一月一日公告的土地現值，然而，由於公告現值是經過地政人員普查後，送交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後公告，公告現值往往就出現政策性的調整。



[政治大學地政系
系主任 徐世榮]
在那個(地價)評議委員會當中，政府當然會稍微評估一下，如果要徵收很多土地的話，他的負擔有沒有辦法負擔得起，所以往往為了要減輕政府本身的負擔，會把那個地價，那個公告現值稍微做點調降，這個其實對民眾的權益是損害。

也因此，未來台灣即便仍以土地徵收的方式，進行公共建設，若要減少民意反彈，土地徵收價格的依據勢必需要重新檢討。

[政治大學地政系
系主任 徐世榮]
我們所謂的補償只是相對的補償，我們並不是進行完全的補償，其實徵收是一種，對人民而言是一個特別的犧牲，我們給他補償應該高一點，應該要屬於所謂的完全的補償，甚至要比完全補償甚至還要再高一點，比如說市價，應該要比市價還高一點。

當相思寮或大埔農民得以原屋保留的方式，續留原地生活時，這陣子的土地徵收爭議，看似就此落幕，然而倍受爭論的土地徵收機制，一日不周延，類似的事件便會繼續層出不窮。

採訪/撰稿 陳君明
攝影/剪輯 黃訓湧